“科技商学体系”开源 | 为什么科技商学培养CTO人才是对传统商学的根本变革？ || 摘选自《首席技术官指南》（钱旭红院士、何佳讯教授著）

“全球的创新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科技商业世界正成为经济的主流。现代创新型企业亟需以研究开发为导向的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决定性地影响着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命运。这一阶层的竞争力决定着国家的产业前途和命运。”

—— 引自钱旭红院士著《改变思维：新版》第82章

编者按：由钱旭红院士、何佳讯教授合著的《首席技术官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6年9月）日前已公开发售。作为“科技商学系列”丛书的第一部，该书系统阐述了八年来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通过教育创新奠基科技商学，于2021年4月首次提出“科技商学”并构建科技商学体系的先行者探索总结。随着“科技商学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学院开创的科技商学体系正式开源。今天刊发的内容，摘选自该书第1章第3节（第19页至第27页），期待与广大学界同仁和社会读者共同探讨科技商学交叉学科发展及科创领军人才培养创新实践。

CTO人才的培养不同于传统商学院或管理学院MBA项目培养的CFO、CHO、CMO等高管人才(其学理逻辑详见本书第7章第7节)。前者要以研究开发为导向，而后者通常以管理职能为导向。中国CTO阶层的培育也无法重复照搬西方CTO群体形成的路径。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所取得的科技产业发展成就，有力地建立了科创人才培养的外部需求环境和资源要素。“全面整合型首席技术官”人才培养是中国特色产业技术领袖培养模式的具体实践(钱旭红，2021)。简单地说，作为技术领袖，“全面整合型首席技术官”职责的核心是创新、资源配置和技术分解集成，管理要素包括规划、领导和执行，他们是企业总工、市场人员和技术研发管理人员职责的结合(钱旭红，2020)。

开拓发展CTO教育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管理学科开始兴起。其一个重要标志是哈佛商学院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MBA学位，即“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开始培养管理者(经理人)。在100多年前的生产力时代，商业的“Administration”(行政性管理)比较重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当前时代，科技行业发展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科技业务决策十分复杂。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大量行政性管理岗位大幅度削减。在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商业的“Administration”（行政性管理）的作用及其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被改写。

早在2020年，钱旭红院士曾专文指出，“全球的创新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科技商业世界正成为经济的主流。现代创新型企业亟需以研究开发为导向的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CTO不同于CFO、CHO等，前者强调科技商业决策和技术战略的重要性，面向业务创造价值；后面强调行政性管理的重要性，面向职能管理价值。因此，CTO的培养与MBA模式是完全不同的。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科创人才的培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开创的CTO学位培养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我们建立的人才培养方案，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学院有明确的初心和使命，即“通过人和技术的协同转化，实现科技的社会价值”。

事实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100多年来西方建立的传统商科和管理理论体系是否适合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30年前，互联网革命带来了平台模式和共享经济，今天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颠覆和重塑商业模式。高科技产业的特质推动了管理范式的变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形成的大量理论体系主要基于传统产业实践，而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存在巨大的差异。高科技产业具有长研发周期、短生命周期的特征，而传统产业恰恰相反，是短研发周期、长生命周期。以生物医药行业为例，有三个“十”的说法，即“十年的研发周期，十亿的投入，百分之十的成功可能性”。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从本性出发，科学和商业之间存在着“悖论”，破解“悖论”方能实现立足于基础科学研究转化而来的原始颠覆性创新。科学和商业存在价值取向和实践方法的明显差异。例如，科学的取向以方法论为神，主张开放和共享，强调真实性和学术贡献;但商业的取向则注重结果，要求保密和合规，强调实用性和财务绩效。科学研究要有长投资周期，而商业存在短期盈利要求。在科学研究中，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但商业的逻辑强调分析预测，力图掌控确定性。这两者形成了一对对矛盾。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高度重视的学术研究新领域和新方向。经典的商学和管理理论没有重视这个“悖论”的回答。以MBA的核心课程为分支的管理学科并非面向这个悖论的研究，而是重在商业的“行政性”和通用性管理研究。今天，我们需要全新的思想和实现路径。

正是为探索培养首席技术官(CTO)和产业技术领袖背后的学理逻辑和学科支撑，在2021年4月1日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举办的产教融合与创新教育论坛上，我们首次提出“科技商学”概念，主张以此改造传统商学体系。“科技商学”不是简单将“科技”和“商学”二者的概念组合在一起，而是有明确的内涵和定义。“科技商学”是把商业运作和管理要素融于科技对象，从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用户价值、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全链条全周期过程中所产生的学科知识和体系。它的本性是跨学科和交叉学科。从教育的角度看，“科技商学”以“工程管理硕士”(MEM)为基础，将科技与管理结合、技术与商业化整合、“科学家精神”与“企业家精神”融合，核心目标之一是塑造CTO高管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创新领导力。5年多来，我们以“科技商学”支撑的育人创新取得了实践经验。我们将在第7章中进行详细介绍。

全面整合型首席技术官

我们回顾了世界上有关“首席技术官”的学术研究（详见第2章），同时研究了中国知名企业的100位首席技术官，分析他们的管理思想、实践与生涯演进，对“首席技术官”作出如下的定义：

首席技术官(CTO)是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的成员，基于技术驱动的创新领导力，负责将技术愿景与公司战略协同、技术与市场和业务发展融通，部署技术的分解与集成等工程问题，促进研发、创新和公司(组织)愿景之间的交叉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及成果。

2021年7月27日，钱旭红院士在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中国科技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钱旭红，2021)，“作为科技的承载者、改变产业面貌的推动者、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CTO应该得到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CTO职位的职责，首先是创新;其次是善于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最后是善于分解集成，把具体产业技术问题要追求的理念分解成若干的学术单一问题，发放给全世界最合适的研究者，并将各专业的解决方案合并，转化为整体解决方案。”简单地概括，即“全面整合型首席技术官”。作为技术领袖，CTO的职责包括规划、领导和执行，是企业总工、市场人员和技术研发管理人员职责的结合。

首先是创新。创新是CTO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和基本素质。从CTO的成长训练和共性角度，我们可以认识到，创新人格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不具有创新人格不可能成为真正的CTO。创新人格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批判性思维、挑战权威、敢冒风险、独立体验。CTO阶层的创新水平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力。

其次是善于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CTO具有科学家的特质，并且具有经营管理的背景，还要具备“翻译能力”，能把董事会的战略决策翻译为“技术语言”，把所在国家和产业的需求甚至政治方面的要求转化为技术方案和实现路径。基于技术驱动的创新性资源配置能力正是体现了科学家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融合。

最后是善于分解集成，把具体产业技术问题要追求的理念分解成若干的学术单一问题，发放给全世界最合适的研究者，并将各专业的解决方案合并，转化为整体解决方案。举例来说，当CTO将问题翻译成技术语言后，他们会分析问题涉及哪些学科专业，并且通过信息搜寻、评价、国际会议和别人的推荐，将各个问题及其实现目标分成不同的项目委托出去。当各项工作完成以后，会在CTO带领的团队里进行系统集成，最终成为一项成果，成为样机，通过实践的检验就可以实现产业化。这样，外面的承接者只能接触到某一部分工作，整个组装过程只有CTO及其团队知道，外界无从知晓，因此很难发生技术泄密，即使泄密也只是某一个部分的泄密，影响不了整体成果的功效。一个强大的CTO及其团队不需要很大规模，核心在于有效。

值得指出的是，CTO和总工程师存在区别。总工程师专门关注工段交界处的事物，虽然也会关注整体性的、战略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但却很少关心未来的战略以及产业的发展。CTO和总工程师也存在联系，CTO往往是研发出身的，对研发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且对市场非常熟悉，非常善于管理，所以CTO严格意义上是总工程师、研发总裁、市场总监、领导管理者等多种角色的融合。

CTO和技术经纪人也存在区别。过去我们将技术转化的希望寄托在经纪人身上，事实上他们在普通的、低门槛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对接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专业化程度高、高门槛、高技术的产业对接上，技术经纪人几乎毫无用处。因为这时候需要的是技术背景深厚、知识能力广博的CTO。过去的技术经纪人懂市场、懂交易，但是对技术缺乏独特的理解和掌握。而CTO都是从研发中走出来的，具有组织能力和产业视野，因此他们比技术经纪人更能理解高新技术和前沿科技。举例来说，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是能力比较全面的人，同时他有很强的技术分解和系统集成能力，苹果公司的相当一部分的技术单元和模块是分解给其他公司实现的，或采用全球收购的方式获得对方的技术。国内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比如专门从事中药制造的江中药业，他们非常善于把遇到的产业发展问题分解为生物的、化学的、机械的等不同问题，外包给外部的相关公司和机构，它们做完后再由江中药业进行系统集成。

CTO和技术经理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2021年，“技术经理人”首次作为专有名词被纳入国家的“十四五”规划。该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创新创业机构改革，建设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根据该《纲要》的名词解释，技术经理人一般是指在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人士。技术经理人需具备良好的技术背景，能够辨识科技项目的技术水平和应用场景，能帮助科学家寻找合适的合伙人、组建创业团队，熟悉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和操作程序。

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将“技术经理人”纳入并赋予职业代码（2-06-07-16），标志着其获得了国家认可的正式职业身份，其定义为：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从事成果挖掘、培育、孵化、熟化、评价、推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

由此可见，“技术经理人”有明确的定义。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全链条全周期过程中，“技术经理人”主要负责上游的环节，并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枢纽”的连接作用。“技术经理人”需要对接到企业为创新主体中的CTO，从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目标。如果在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组织中，也设置类似“技术经理人”的职位，那么通常称之为“技术管理者”。后者可以区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CTO可以理解为成为“高级技术管理者”后的职涯发展目标。

CTO职位的发展演进

在西方，CTO最早的雏形和承担国家某项战略任务的首席科学家非常类似，比如美国，1942年为了研究曼哈顿计划、1961年开始实施阿波罗计划，都设立了首席科学家，投资额巨大、管理人员众多。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是“核弹之父”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在他的领导下1000多位科学家直接参加研究工作，顶峰时期参与人员多达50万；阿波罗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是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该计划在高峰期动员2万家企业、200所大学、30万人参与。我国也出现过这样的首席科学家，如钱学森、朱光亚等。首席技术官（CTO）这一职位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随着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兴起，企业开始在其高层管理团队（TMT）中设立首席技术官职位，以提高技术的战略重要性（Adler and Ferdows，1990），向首席执行官（CEO）或董事会提供有关技术的专家建议和咨询（Wolff，1991；Smith，2002）。

早期CTO的角色主要集中在技术开发和创新上，被界定为负责公司技术事务的最高级别主管，监测和评估技术，协调公司的产品、工艺和支持技术。其核心职责是推动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确保企业在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CTO通常由技术专家担任，他们直接参与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架构的设计。例如，苹果公司早期的CTO负责推动Macintosh计算机的研发，通过技术创新奠定了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的地位。这一时期，CTO的角色更多是技术专家和创新推动者的结合体，他们通过技术专长直接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此外，他们还承担了技术战略规划的职责。他们需要对市场趋势和技术发展进行深入分析，为企业制定长期的技术路线图。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IBM的CTO通过引入先进的计算机架构和软件技术，推动了IBM在大型机和小型机市场的持续创新。

1990年，在重要的计算机和软件公司，CTO已经成为重要的灵魂人物，有的公司命名为首席信息官CIO。2000年前后，这些高技术企业都有技术的总负责人，他们已经成为整个产业的灵魂人物，非常擅长公司内外技术资源的技术分解和系统集成。到了2009年，美国更是在国家层面设立了国家的CTO，希望在国家治理层面，用首席技术官的模式推动国家进步。Cerf（2015）通过对美国首席技术官梅根·史密斯的采访，揭示了美国在国家层面建立CTO职位的目的，即让总统和他的团队就如何代表美国人民利用技术、创新和数据提供建议。这可以把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科技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结合起来开展工作，推动实现真正数字化和开放的政府，成为创新之国。

各跨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几乎都有履行CTO职能的角色。例如，索尼、佳能、道达尔等跨国企业设有研发总裁；华为、谷歌、微软等高科技企业都设有CTO或CIO；中国石油、美国波音等高技术企业设有CTO或研发总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CTO的角色逐渐从技术专家向战略领导者转变。进入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时代，CTO的角色不再局限于技术开发，而是需要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中。例如，Google的CTO需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制定技术战略，确保公司技术方向与业务目标一致；同时CTO需要更多地参与跨部门协作和资源整合。他们需要与市场、销售、产品等部门紧密合作，确保技术成果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例如，阿里巴巴前任CTO程立不仅负责技术战略规划，还需要与业务部门协作，推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这一时期，CTO的职责更多地体现在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上，他们需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商业价值。

进入数字化时代，CTO的角色进一步扩展到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根据德勤2020年一份报告，超过一半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其公司的技术领导者将成为业务战略的主要驱动力。CTO不仅需要管理技术解决方案，还需要确保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支持销售团队、供应链弹性以及远程工作的技术需求。CTO还需要关注技术风险的管理，确保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例如，金融行业的CTO需要确保企业的技术系统符合数据保护法规和网络安全标准。

（本部分内容中的有关注释和参考文献作省略处理，详细引用信息请参考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