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还需要大力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丨中关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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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大光华MBA  作者:原作者  责任编辑:王威林


2023中关村论坛5月30日在北京闭幕。成立于2007年的中关村论坛,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在出席中关村论坛系列论坛时,发表了题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演讲。


刘俏表示,2022年我国研发首次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但是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到2千亿元。做一个简单的估算,美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基础研究研发占比为17%~18%,那么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是我们的5倍。相比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刘俏强调,要解决中国产业“卡脖子”难题,必须依赖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大规模、长周期的投资。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有利于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从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若我们有决心在现阶段提升研发强度,增加基础科学研发的占比,把支持力度的时间周期扩展至10年甚至是20年,假以时日,回报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呈现。”



以下根据刘俏教授演讲实录整理:


投资节点行业、节点领域


我们通过对比“1997到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以“中国1997—2020年上市公司市值前三位”的排名为例:


1997年:四川长虹、深发展银行、申能股份;

2007年: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石化;

2017年: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工商银行;

2020年: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台积电;

2035年: ???


哪些企业会是中国未来的产业领袖?也许不同人有不同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技术驱动产业崛起,现有产业结构会发生新的调整,在模式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将呈现巨大的可能性。


从现在到2035年,不仅仅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巨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调整。


过去40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第二阶段,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我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从2%左右回升至2.5%~3%的区间,我们才可能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标准。


中国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1978—2017年数据测算,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


那么,投资应该投向哪里,更利于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答案是:节点行业、节点领域。透过中国生产网络的变迁,我们去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会发现,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将产生“倍数效应”。对中国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宏大问题在于“如何增加对节点行业的投资”。


什么又是未来的节点行业?它们将是构成未来2035年,甚至2049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产业。这次论坛所提供的主题——科技创新,本身就是答案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对中国的节点行业、节点产业做出预判,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新的来源决定了未来产业的方向,它们应当包括:“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互联网;“新基建”—— “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所带来的产业变革等。


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大对节点产业、节点领域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过程需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的、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这也体现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与发达经济体地位的差异。国际贸易领域通常用“价值链上游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略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的位置指标为0.29,也就是说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上游,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等有较强的掌控,能够形成对处于价值链下游国家和经济体的制约。


这种“制约”,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给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就是技术“卡脖子”。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只有在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我们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我国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事实上,过去近20年时间里,中国对研发的投入在不断提升。一般来讲,研发(R&D)主要包含“基础研究”(R)和“应用开发”(D)。2022年我国研发首次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占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32%,也就是1896亿元,还不到2000亿。


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基础研究研发占比以17%~18%区间计算,那么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是我们的5倍。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中已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来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我们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这将在中长期内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债务水平时,通常使用债务总额占GDP比重这个指标代表宏观杠杆率。然而,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以及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产的能力。用一个国家的GDP作为分母去衡量宏观杠杆率,容易高估债务风险,低估实施积极经济政策的空间。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用国家整体价值而非GDP作为分母来衡量杠杆率。从“国家整体价值”的角度来看,我国仍具备发行大规模特别国债的条件和财政空间。用好“特别国债”,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基础研究上的引导作用,将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的科技根基。


我们可以探讨发行三十年期、五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基础研究的经费一年约为两千亿人民币,是否能扩大到一万亿甚至更多?这样持之以恒地投入十年、二十年,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回报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呈现出来。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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